離【君】十九年，何日【君】再來|
鄧麗君1995年5月魂歸離恨天，初夏並不適合追念，但她的歌卻令“追念”變為甜蜜，更令早夏錦上添花。
○ 韓松落
鄧麗君忌日又將臨近。自她在1995年5月魂歸離恨天，這十五年（原文寫作時間為2010年——編者註）來，幾乎每年都會有數次關於她的紀念活動。初夏並不適合追念，但她的歌卻令“追念”變為甜蜜，更令早夏錦上添花。
但是，有個問題，縈繞心頭，始終沒有解決。從很小的時候，我就在想，那些唱歌的人如鄧麗君，都長得那麼美麗了，為什麼還要唱些幽怨的歌？?什麼在他們的歌裡，還滿是得不到一個人的痛苦？長得那麼好，還不是想要誰就要誰，唱這些歌做什麼？若干年後，我明白了，且不說愛情這種奢侈品，在任何一個領域，都是這樣，人，永遠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
得到，得不到，和美不美，成功不成功，沒有關係。得不到，是人的命運。
在我們看來，鄧麗君是傳奇國里的人，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從表面上看來，也的確如此。14歲，就被稱作“天才女歌星”，1972年，當選香港十大最受歡迎歌星，1973年到日本發展，很短時間就獲得成功，還有?片和影像裡的她，一件又一件美麗的衣服，燦爛的笑容，北海道的美景，演唱會上森林一樣的手臂，還有驚人的唱片銷量，無數次比賽的冠軍，還有，更令一個歌者驕傲的、人心所給的榮譽，被傳唱，被熱愛，被銘記，被紀念，而且時至今日也沒有稍稍減退。
但當我們真正變成她，我們看到的就是奶酪中的窟窿，不愉快的童年，一個始終哀傷的結。有了財富，卻又逢美人遲暮，更加遇不到一個全無目的喜歡自己的人。還有，一次次面對落幕，其實也是面對被縮短的生與死，這些，一再經歷，人很快就老了，即便是有絕代風光，也只是提前支取。誰都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
得不到，確是人的命運。伊麗莎白•泰勒一次一次結婚，大概只因為，沒有一個男人，是她想要得到的那個人，即便邁克爾•托德和理查德•伯頓，也只是貌似接近那個人，她寧可離開他們，在他們襯衣的味道裡思念他們，也要去尋找下一個更接近的人；林青霞和秦祥林，上世紀最美的兩個人，遇見了，相愛了，卻也不能最終在一起，大概只因為，他們都心色惶惶地被對方的美嚇住了，寧可轉去追求別的較為實際的東西；梅艷芳，至死也沒得到想要的那個人；張艾嘉，寧肯只要個孩子在身邊。這些巔峰之上的人，也總是得不到，總是有什麼不妥，總是有陰差陽錯，總是有什麼非自己所想所要。而鄧麗君，她令夜晚變為甜蜜，她令手臂揮起如森林，但她或許依舊得不到她想要得到的。所謂愛，一向是，踏步走向它的那條路，也就是它的消失之路。
你看我風光，你看我要什麼有什麼，只因為，你不是我。
白光反反复复地唱：“我得不到你的愛情，像黑夜裡沒有光明。”得不到的，其實何止愛情！
二
十五年了，每過一年，鄧麗君神話便會加深一分。
這神話源自於，她為她所在的時代，提供了一個完美的聲音形象。一個時代的形象，得匯聚各種形象方能成就，聲音形像是其中之一。七八十年代的社會結構下，倡導的是一種質樸有力的審美，正是這種取向，培育出了一個鄧麗君，她那種干淨的、甜潤的、精心雕琢的聲音，也是對她所在時代的最好回應。
她更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標準中國女性的形象，溫潤、明媚、柔韌。這個形象，已經嵌入了整個時代的形象之中，完美、毫無瑕疵。經過了十五年的觀察期，愈發無法撼動。
然而，作家平路在《中國時報》發表題為《尋找鄧麗君原貌》的文章，指出：“如果她只是那般被動而溫婉，應唱不出《空港》或者《我只在乎你》裡的滄桑。只依弟弟說的，家人是她最大支柱，愛'國'是她人生的志業，其實難以解釋她為什麼一次次遠走，為什麼會選擇異國戀人，選擇異鄉異地，東京、香港、巴黎，終於遠到清邁……”
他認為，“眾家媒體塑造的單一造型，除了反映我們社會愈趨保守的價值觀”，應該充分還原她的人生，包括她所屬的時代，至少也應該“還原給她完整的女性人生”。
而細究鄧麗君，探查她性格的填充料和人生經歷之後，不免發現，這是一個人從飽滿豐盈，到橫空出世，到消耗殆盡的過程，貌似完美的畫皮里，是千瘡百孔的荒涼。
三
貧寒是鄧麗君性格的底色。
她的父親鄧樞是河北省大名縣鄧台村人，畢業於黃埔軍校第14期，母親趙素桂是山東省東平縣人。兩人於1943年結婚。軍旅的動盪，配合了時代的動盪，最終造就了一家人的動盪，直到1954年6月，鄧家遷居南台灣屏東市空軍機場旁的眷村，生活才開始慢慢穩定。
鄧麗君出生在鄧家開始定居生活的前一年。1953年1月29日，鄧麗君出生，排行老四，上有三個兄長。
鄧家家境貧寒，鄧樞曾拿出全部積蓄開糧店，但糧店不久就宣告倒閉，後來改做大餅沿街叫賣。鄧麗君和兄長在童年時之所以信奉天主，也只因為，教會常會定期發放白米、麵粉以爭取信徒。
生活的艱難之外，還得加上“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怨恨排擠。這種怨恨輕易地就蔓延到孩童世界裡?鄧麗君的讀書生涯並不愉快，她在蘆洲小學就讀時，她家的貧寒，是孩童取笑的對象，孩子們常做的遊戲之一，就是把鄧麗君的頭髮綁在椅子上，然後躲到一邊，等待下課她起立時發出驚叫。
種種重壓之中，恐怕還得算上鄧麗君父親的性格。在鄧家人授權出版的《鄧麗君畫傳》中，鄧樞是個面目模糊的慈父。而在幹立行所著的《一代歌后鄧麗君》中，鄧父性格暴戾，一旦發現鄧麗君的歌唱天賦，立刻和酒館飯店簽下合同，取得定金，就會毫不猶豫直奔酒吧、賭場，他還主動要求鄧麗君退學從藝，日本寶麗多唱片邀請鄧麗君赴日發展，?是他百般阻撓。早期國語苦情片中經典父親形象呼之欲出。
孰真孰假？都是屋簷底下的事，不得不糊塗些。但兩個事實卻勾勒出最微妙的部分：鄧麗君六歲時，就進入空軍炮防所屬下的第93樂隊（一個掛著軍隊招牌的民間樂團），開始賣唱生涯；鄧樞1990年5月9日過世時，鄧麗君沒有立刻回台奔喪，甚至引發許多流言，其中之一，說她得了艾滋病。事後鄧麗君現身闢謠，強調當時只是因為悲傷過度而病倒。
貧窮是一種命運，父親是另一種命運，兩種命運加身，鄧麗君本應成長為一個皺巴巴的、苦澀的人?但我們所知道的鄧麗君卻不是這樣。為這種命運加上溫暖的均衡，大概是鄧麗君的母親趙素桂，她始終是鄧麗君回憶裡的亮色，鄧麗君成名後，許多場合由趙素桂陪伴，許多決策裡有趙素桂的參與，她成為當時最著名的星媽。
但，底色終歸是底色，終會在生命激情散儘後，幽幽地浮現。
四
參與了鄧麗君性格塑造的，還有哪些因素？或許，還應該算上瓊瑤。
瓊瑤出現的1960年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她用她的小說、電影、歌曲，為那個時?以及此後的女性，提供了一種性格理想和女性形象理想，溫雅、端莊，以及適度的浪漫。這種形像開始是假的，是前瞻性的——瓊瑤寫早期那些小說的時候，還住在簡陋的房子裡，而她的讀者也多半是女工和中學生，但後來成了真的，她自己的生活和整個台灣社會的生活，都漸漸提升，漸漸向她的小說靠近。由假及真，是一切人塑造自我的過程。
鄧麗君最喜歡的讀物，就是瓊瑤小說，而且，她後來也進入了瓊瑤帝國的形象體系之中，1972年，瓊瑤把自己的小說《彩雲飛》改編為電影，鄧麗君演唱了其中的主題歌和插曲——《千言萬語》和《我怎能離開你》，這兩首歌，被認為是鄧麗君事業的真正起點，1973年，鄧麗君又為瓊瑤電影唱了《海鷗飛處》和《把愛藏在心窩》，1975年，則是《在水一方》，後來還有《詩意》。
鄧麗君在審美上的追求，和瓊瑤完全一致，或者說，和那個時代的女性理想完全一致，她喜歡玫瑰花，最喜歡的顏色，是紫色、白色和桃色，她的表演服裝和家居服都以這幾種顏色最多，這種審美，一直執拗地延續了下去，1989年，鄧麗君打算在大陸舉辦戶外演唱會，就曾設想以敦煌壁畫和中國古典四大美女圖像為背景。
旁人眼裡的她，也是如此，1998年，在成龍去好萊塢拍攝《尖峰時刻》（RushHour）前出版的英文自傳中，他這樣寫：“她溫柔、聰明、有幽默感、又美麗，她在服裝和食品上的鑑賞力令人羨慕，她懂得在什麼場合、穿什麼衣服、用什麼飾品……說實話，我配不上她，或至少當時的我配不上她。她是典雅的化身。”
這種性格，不只是女性性格理想，裡面還藏著一個中國夢——對中國人虛設的那個性格的自覺沿襲、認真模仿。出身貧寒的鄧麗君，一開始就是沿著完美女性形象而去的，那是她真正的奔頭。
五
在鼎盛時期的鄧麗君的性格里，又有一種“巨星性格”，這種性格的形成，與她的日本經歷不無關係。
戰後的中國，娛樂業緩慢恢復，五十年到到七十年代的娛樂業，已經有了明星形象塑造的意識，但力度還有欠缺，在方式方法上，還是溫婉的、常態的，明星擁有適度的神秘感，但這神秘感絕不超出常人理解的範圍，甚至還得適當地表現出家居氣質，以增添親和力，林黛、樂蒂，以及後來的林青霞、林鳳嬌，莫不如此。三十年時間，進展非常緩慢，直到鄧麗君出現。
她先是矯正了台灣流行音樂中的風塵味和江湖氣，在經歷了日本娛樂圈洗禮之後，又在1976年前後把全新的舞台表演模式帶到了香港，包括用日本20人的大樂隊擔任伴奏，以及專屬舞群，而在沒有夠格的表演場地的台灣，鄧麗君則使用電視專輯來維繫自己的熱度。從此，屬於她的舞台，是大舞台、體育館、光芒四射的電視台演播廳，而不是從前那種難免發生近距離接觸的南洋夜總會的小舞台。環境的提升，物質條件的極大改善，使得明星塑造的重點裡，從此加上了人際理想——這種理想其實也是一種現代人的時代理想，明星得是神秘的、疏離的、遙遠的，與普通人有別的，他們的世界，得乾淨明亮如太空艙和手術室，這樣才配得上即將到來的新世紀。
經歷了這個轉折點的鄧麗君，從此成為第一個“超越政治、超越性別、超越階層的大明星”。
六
極盛，也往往是拐點。在她的黃金時代，她遭遇了幾次重創。
1979年2月14日，鄧麗君前往日本時，因手中所持的印尼護照為假，被日本政府處分，一年不得入境日本。
鄧麗君的弟弟鄧長禧後來解釋了事件由來：“那個年代持'中華民國護照'出國非常不方便”，“姐姐有個印尼好友，是名印尼富商。他告訴姐姐可以幫她辦一本護照。姐姐信任朋友，沒多想，答應了。沒多久，印尼富商拿了一本印尼護照給姐姐，只說是外交部發的，後來就發生假護照風波。”
但當時的輿論，對鄧麗君極為不利，台灣報紙稱她的行為是“叛'國'”。鄧麗君選擇了迴避，前去美國遊學。一年之後，鄧麗君的台灣護照需要得到延長許可，她不得不向台灣方面提出了“延長護照有效期限以及返回台灣的申請”。得到的回答是，允許她返回台灣，並且可以不追究“假護照事件”的刑事責任，條件是，回到台灣後，要參加指定的勞軍演出。鄧麗君返台後的1981年12月，有關方面以“犯罪情節輕微”，且主動回台等?由，為她平反。
護照，始終是箝制鄧麗君的工具。1988年10月，鄧麗君即將去日本參加一個重要的演出，但因台灣護照即將到期，她再次提出了延長有效期的申請，這個申請沒有被批准，她為此向演出主辦方付出巨額賠償，而回到台灣後，等待她的，又是一系列的“勞軍”和“義演”。
1995年5月8日，鄧麗君在泰國的清邁去世。95年6月中旬，台灣雜誌《獨家報導》刊出了對原國民黨軍隊高官谷正文的採訪記錄，谷正文指出，鄧麗君是台灣的秘密情報工作人員。而鄧麗君去世之後，那個政治色彩濃厚的、高規格的葬禮，也似乎在為谷正文的說法提供佐證，當時，鄧麗君的老師姚厚笙先生在得知葬禮程序後，拒絕參加，只是挑選了兩百枝玫瑰花派人送到靈前。
消息一經披露，各方關注。1996年1月，日本著名記者宇畸真和自由作家渡邊撰寫出版了《鄧麗君的真實》一書，對鄧麗君的一生進行了較為詳盡的描述，在此書的編後記中，宇畸真這樣寫道：“在她所生活的那個時代（60年代後半期），她所選擇的道路也只有這一條。我們所要說明的也正是這一點，即當時的社會現實迫使鄧麗君走上了'間諜'這條道路。”
鄧家人始終否認這些傳聞。鄧長禧認為，這是有人刻意放出的假消息。
只是假消息麼？或許，那隻是大時代挾裹下，所有需要出境的文藝界人士的共同命運。谷正文曾說，1949年之後，“台灣的民間人士、知識分子以及文藝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況和條件下被收編進了國民黨特務組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屬於有出境需要，為得到出境許可而接受了台灣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交換條件，被收編成情報工作人員。”
那麼，為什麼唯獨她會被蒙上“間諜”的面紗呢，或許，只是因為鄧麗君神話裡，需要一抹邪異的色彩。
這種待遇，這種不得不成為旋渦中人的境遇，可以解釋鄧麗君後來自我放逐式的出走，以及她刻意的孤絕。
七
最後一根稻草，來自愛情。
1981年，籌備《淡淡幽情》專輯時，鄧麗君認識了出身富豪之家的郭孔丞，訂婚之後，郭孔丞的老祖母提出三個要求：一、鄧麗君必須完全公開其個人履歷；二、必須停止一切演唱及藝術活動，專心致志地做一個賢妻良母；三、斷絕與文藝界人士的一切往來，斷絕與一切男性的朋友關係。
多年後，鄧長禧稱，老祖母提出要求後，鄧麗君當即決定了斷這樁姻緣：“鄧麗君的個性果決，決定斷了就會斷。”但事實上，鄧麗君做了一系列努力，試圖得到郭家的接納，包括舉行告別舞台的儀式，推遲出唱片的計劃，以及移居英國開始學生生活，但就在1984年的8月，郭家宣布了解除婚約的決定。
這次感情挫敗對她的傷害極大，也是她身心走向潰敗的開始。1985年鄧麗君接受日本《閣樓》雜誌訪問時這樣說：“由於年齡的關係，一下子爆發了，自己喜歡的東西，就想嘗試……我已經厭倦自我壓抑，過去?是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總是自討苦吃。現在我要為自己而活，喜歡做什麼就去做……我已經三十歲了，希望自己具有成熟女性的魅力。”
她在此時開始淡出演藝界，隨後，她與女導演麥靈芝發生斷背情的傳聞開始出現，1990年，她又在法國認識了年紀小她十六歲的攝影師男友保羅•史蒂文。
但她更像是要找個無足輕重的、門不當戶不對的人，來忍受千瘡百孔的她。她從不向朋友介紹他，記者向她提問：“他是誰？”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一般朋友。”在和別人談話的中間，如果有話和他說，鄧麗君的表情和語調都會改變。有人提醒她，這樣會不會讓他覺得被冷落？鄧麗君的回答是：“他就是這樣的人，不管他不要緊。”鄧麗君的日本經紀人兼監製西田裕司，對此深感震驚。
保羅和鄧家的事還有後續。就在鄧逝世一周年即將到來時，鄧長禧帶著一群記者到赤柱故居取景，當時還住在屋裡的保羅卻向來訪者丟石頭，他強調那裡是他和鄧麗君的地方，不容別人騷擾，包括鄧家人在內。這個古怪的行為，不但映照出保羅的性情，更映照出後來那個鄧麗君的心境灰敗到什麼地步——只有身心潰敗的人，才會在那麼一系列明亮的戀情之後，不加追究地選擇這麼一個古怪的人。
再後來，就是1995年5月8日……
從豐盈走向枯寒，從橫空出世到潰敗。這是鄧麗君神話的另一面。發生在她身上的一切，不能都推給時代，這或許是一個人在時間、命運的合謀下，必然要經歷的潰敗。唯一不同的是，她留下了一個光彩瀲灩的神話，供人膜拜。
來源：《我們的她們》，文化藝術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