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安潔莉娜裘莉Angelina Jolie，性感、瘋癲、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搶佔全球娛樂頭條；10年後的她，是有六個孩子的新婚媽媽，不擺架子的巨星，見證了眾多人為恐怖事件，卻持續讚揚人類精神。她做為聯合國難民署親善大使，替難民發聲，並透過親自執導的二戰求生鉅作《永不屈服Unbroken》，傳達平凡人只要堅持信念照樣能成就偉大的正面能量。
2013年12月，澳洲，雪梨
初夏在Cockatoo島，拍片現場塵土飛揚，身材纖細、頭戴遮陽帽的Angelina Jolie，一手遮著光，雙眼緊盯著天空，等著雲過去。 Jolie正在澳洲執導《永不屈服》一片，改編自Laura Hillenbrand撰寫的Louise Zamperini暢銷傳記，記錄這位好鬥的義大利裔美國孩子，先是成為奧運田徑選手，之後當上二戰飛行員，最後成為英雄。由英國演員Jack O’Connell飾演的Zamperini，1943年在太平洋墜機，在救生艇上漂流47天，美軍以為他死了，但最後被日本人救起來。
接下來的兩年裡，他撐過凡人所無法忍受的虐待，最後終於在戰爭末期被釋放。拍攝《永不屈服》時，Jolie與Zamperini（今年7月他以97歲高齡辭世）成為很親密的朋友。「有點像是父親的角色。」現年39歲的Jolie說：「我最愛Louis的地方是，他就是很普通的人。不是最高、最帥或最有自信。他小時候是個混小子。」她頓了一下，「但電影的主要訊息是，你可以選擇要怎麼過你的人生，每個人都可以是偉大的。」
Jolie現在要拍的場景，正是那段殘暴的歲月。電影探討的事實很黑暗，因此片場氣氛也非常低調，甚至有點陰鬱。在個人的休息拖車裡，幾位主角也都入戲很深。Louise Zamperini在現實生活裡的敵人，是邪惡的士官渡邊睦弘。Jolie找了日本流行歌手Miyavi飾演（本名：石原貴雅）。
現年33歲的Miyavi說，Jolie鼓勵他要深入角色的心態，以致於在拍完某個特別激烈的場景後（他要毆打Zamperini），他一下戲就吐了出來。回想在東京和Jolie見面時，Miyavi還不相信自己能勝任這個角色。「這個故事對我的國家來說還是很痛苦。但是Jolie告訴我，她想要為所有曾經爆發衝突的國家搭起橋樑。她很有說服力。」即便如此，Miyavi坦承，在拍完某些比較暴力的刑求戲之後，「我無法停止哭泣。」
要挑戰像《永不屈服》這樣兼具複雜歷史和微妙政治的故事，對Jolie來說其實不難。身為聯合國難民署（UNHCR）特別大使，她很清楚戰爭帶來的衝突、搏鬥與災難，也跋涉過援救人員、醫生與外國記者走過的泥濘險路。在這些地方，沒有紅地毯、沒有華麗禮服。她的工作，是要宣揚聯合國難民署的倡議，並在複雜的緊急情況裡居中調停。在外交界裡，這是很重的擔子。
從擔任聯合國難民署的親善大使開始，過去14年裡，她經歷超過50個這樣的任務，已經佔了生活裡的一大部分。在難民營的硬地裡，她手拿著筆記本，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研究地圖與文件，她能夠精確點出敘利亞的難民到哪裡避難。她可以從伊拉克的ISIS，談到南蘇丹的飢荒，再談到西非的伊波拉傳染病。這麼多年來，這些地區已經成為她的領域。
稍後在片場中央的導演帳棚裡，Jolie盯著螢幕說：「你我都知道戰爭的恐怖，我想要年輕的孩子來看這部片，我想要給我的孩子一些東西，人生的訊息。」 她的其中一個兒子、13歲的Maddox在片場閒逛，觀察活動，和演員聊天，在她的下一部戲《By the Sea》，他將擔任製片助理一職，而新婚老公Brad Pitt也將由她執導。不過現在，她的五個比較年幼的孩子，剛滿11歲的Pax、9歲的Zahara、8歲的Shiloh和6歲的雙胞胎Vivienne與Knox，都在雪梨一棟租來的寬敞房舍裡，開一小段車就到，多數時候她都回去和家人共進晚餐。
Jolie不是愛抱怨的人。我和她一起拜訪過幾個衝突區（有時我是以聯合國高級難民署顧問的身份同行），我注意到她一點明星架子都沒有。她通常都提早到會議現場，靜靜拿著一本書或筆記本等著。沒有隨扈。她的行李很簡單，通常只帶一件，這個寶貴經驗來自於替人道組織工作，經常得在偏遠地區跳上跳下直昇機。
她忠誠有禮，不願抱怨有多累或不舒服。 她的優先順序一直都很清楚。她仰賴就一位個人助理（是她的閨密之一）、老師，還有一群她信任的團隊，全都幫忙照看小孩的教育。孩子都在家自學，而且會互相照顧。但多數時候都只有她，或是她和Pitt，還有家人，住在旅館套房或別墅，一起吃晚餐和看電影。這是真實生活的一面。
他們都是非常親力親為的父母，舉例來說，某天放假，Jolie帶著孩子到雪梨的Taronga動物園，參加動物園的公開過夜日。 今年8月在南法家裡舉行的驚喜婚禮，每個人都投注了兩個禮拜來促成這件美事。她說：「我們都要辦一場婚禮，沒有蛋糕，所以Pax做了個蛋糕。孩子做了放戒指的小枕頭，Knox練習當持戒者，但是橡樹子一直滑下枕頭。
Brad的媽媽也來了，摘了一些花，把它們繫起來。」 孩子也幫忙寫誓言。「他們不期待我們永遠不吵架，但要我們承諾，只要吵架了，永遠要說『對不起』。所以他們問，『你們願意嗎？』然後我們說，『我們願意！』」 對認識這對愛侶的人來說，他們已經像是結婚了：兩人一直很親密，尊重，而且在一起時總是情意滿滿，常叫彼此「Honey」。但她現在感覺到另一種新的關係嗎？她沈思：「感覺真的不一樣，當夫妻的感覺很好。」
Jolie一開始愛上Zamperini的故事，是因為他的韌性、求生本能、在極恐怖情況下的信仰，還有他強大的信念。說來也巧，他們還是鄰居。從她在好萊塢的住所，可以看到Zamperini的房子。 她也和Zamperini的家人一起陪他走過人生最後一段路。她很高興自己來得及讓他看電影的初剪，但他們在一起的時刻是悲喜交織的。一開始她很緊張他會怎麼回應。「我比他還要情緒化。」她解釋。
在醫院，他們坐下來一起回顧那段艱困、磨難，以及最後的勝利，全都因為Zamperini的不願屈服而更感人。「我們一起笑，聊到他的媽媽。作為一個虔誠的人，他聊到相信會在另一個世界遇到的人，說這樣會帶給他平靜。奮戰了一輩子，他可以休息了。」Zamperini的逝世，讓她更決心要傳遞《永不屈服》的訊息。「他想讓大家看到的，不是他有多麼不凡，而是每個人能夠多麼了不起。」她說。「他的人生不是一開始就很完美。這部片能提醒大家個人的意志，願意做好事並堅持信念的意志，具有非常強大的力量。」
我初次見到Jolie，是三年前她聯絡我詢問我撰寫的波士尼亞戰爭書籍：《看得見的瘋狂》（Madness Visible），書中部分是來自於我替《浮華世界》所做的報導。 她的信中提到類似「我們看法一致」之類的訊息。那時她剛完成關於90年代波士尼亞戰爭恐怖的電影。當她和Pitt來到Foča，也就是最暴力的「強暴營」的地點，波士尼亞民眾都很困惑。她也聽到，曾經報導過這場戰爭的幾位記者（包括我在內），抱持懷疑態度。大家都在問： Angelina Jolie要怎麼把這麼煽動的題材拍成電影？ 結果，她拍出了最能描寫這場戰爭的電影。
她只用當地演員，片子裡說兩種語言：英語和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某些我最不以為然的同事、那些曾經歷過塞拉耶佛空襲的人，都想著同一件事：戰爭開始時她才17歲，但她怎麼能拍得這麼精準？ 或許部分原因在於，她很能感同身受。就像任何母親一樣，她將心比心看待難民營裡流離失所的婦女，或是那些喪子的母親。而且不同於我們一般所認為的官員或使節，她會變得很情緒化，有時候獨自一人想到她所遇到的故事時，更是止不住淚，而且也不怕讓別人知道。
我常問她，人生下一步要做什麼（事實上她剛簽約要執導另一部電影：非洲，關於古人類學家Richard Leakey和他拯救肯亞大象的故事）。但在這麼有創意的熱情之外，我察覺到另一條、可能更大鳴大放的出路。她最後會從政嗎？或者說，像演員Shirley Temple Black 一樣成為外交官？通常Jolie對這樣的問題都會一笑置之。她說她還是想要寫作和導戲。但隨著她更擴展自己的計畫到全球推展人類福祉，她的軌跡也越是清楚。
「作為一個人道救援者，你很知道一定要考量到政治層面。」她說，我覺得這暗示到了某個時候，她或許會想要參選或是接受任命。「因為要是真想做出極端的改變，你就有那個責任」。不過她也稍微拉回一點，說：「但我真的不知道我扮演哪個角色才會比較有用，我很知道我是做哪一行的，這可能會讓那條路比較不可能發生。」
2014年2月，黎巴嫩，貝卡山谷
2月份，趁著在洛杉磯剪接《永不屈服》的空檔，她休假來到貝魯特。一抵達，又是一堆握手、拍照，政府儀式。但她完全不擺派頭，穿著標準出訪制服：合身長褲、平底鞋，和寬鬆的襯衫。她永遠穿黑色、白色、深藍和灰色，比較方便旅行。 雖然剛飛了7,500英里，但她看起來其實很開心，畢竟已經在剪接室待了很長時間。她總給人緊密的擁抱。當我說她看起來很精神時，她聳聳肩說：「是遮瑕霜好。」
我們前往貝卡山谷，那裡的難民危機相當急迫，超過兩百萬（等到初秋撰稿時，已經超過三百萬）人逃離敘利亞戰爭，前往約旦、土耳其和其他地方，許多人都逃到黎巴嫩。第二天，Jolie整天都和流離失所的孩子在一起，找辦法縮短官僚作業時間，幫忙找出他們最需要的事項，讓政策制訂者可以幫助他們。第三天，在前往會見黎巴嫩總理的路上，她先到聯合國難民署的地方辦公室，和當地工作人員共進早餐。其中一位工作人員一直很想和Jolie拍一張照片送給媽媽。一大群資深主管和當地的政治人物都等著要和她講話。不過在那一刻，Jolie聽到了他的請求，走過去，燦爛地笑著，擺姿勢拍照。 「送給令堂的照片。」她說。
2014年3月，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斯雷布雷尼察
一個月後，Jolie和我搭上女王私人專機，從倫敦外的小型空軍基地起飛。奉人道救援之名，這架專機借給當時的英國外相William Hague使用，他本人也在飛機上，坐在Jolie旁邊，埋首在文件裡。在塞拉耶佛停留一天後，我們登上軍事直昇機前往斯雷布雷尼察，戰時有8千多名穆斯林男子與男孩在此被屠殺。 作為著名的保守黨政治家，Hague與Jolie結識，是因為他波士尼亞裔的顧問Arminka Helic力勸他坐下來看《愛在血淚交織時》。Hauge不是會公開表露情緒的人，但他也深受感動。於是兩人會面，並開始合作，促成〈預防性暴力倡議〉。
2013年，就在Jolie做完防制性兩側乳房切除手術後，兩人前往盧安達和剛果共和國。一開始她完全沒提手術的事情。但幾個月之後，她在《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聯名文章，想幫助其他經歷同樣痛苦決定的婦女。這篇文章美就美在，字裡行間完全不見自怨自憐。事實上，她還鼓勵其他女性。「說心底話，我不覺得自己少了女人味。」她寫著。「我覺得自己能掌握一切，可以做出重大的決定，而且完全不減我的女性氣質。」世上最性感的女人說出這番話，意義非凡。對她的公共形象而言，這也是決定性的一刻。如果說Jolie之前一直是好萊塢的壞女孩，這件事替過去劃下句點。
就像許多見證過這場戰爭恐怖的人一樣，波士尼亞也在她的心中留下烙印。那些強暴、創傷和暴力的記憶也已經傳到未來的世代，戰爭的陰影揮之不去。去年，在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會的主席獎典禮上，Jolie站上台說出了這一點。場景或許不那麼協調，但是情緒是真的：在接受珍‧赫修人道獎時，她提到她見過的許多女性難民，感慨道：「我不知道為麼我的人生是這樣，而她們的人生又是那樣。」有時候，目睹這麼多衝突與災難的沈重會突然讓她喘不過氣。有一次，在替波士尼亞電影收尾時，她回憶自己在淋浴間崩潰，領悟到她所要講的主題是如此巨大，以及要忠實呈現裡面所描寫的人事物，又是多麼沈重的負擔。
2014年6月 倫敦
Jolie來到倫敦和Hague一同主持〈終止衝突中的性暴力〉全球高峰會。她把全家人都帶來，住在西區的旅館套房裡。在四天期間，她忙著和各國代表開會，有比瑞亞、剛果和斯里蘭卡。在最後一天，消息宣布她獲得女王授予榮譽女爵士一位，是英國最高榮譽之一。一向毒舌的英國媒體在這時特別諂媚。 那天晚上，在一家簡單的日本餐廳裡有場家庭晚宴。
Pitt和孩子慶祝Pitt義子的生日。在整場會議期間，Jolie做了好多場演說，和不同的代表團開會。但今天晚上，她看起來冷靜又放鬆，喝著伏特加莫希多調酒。她很高興獲得新的頭銜，但她心裡還想著其他的事情。下週她要飛到泰國進行另一個聯合國任務，這次是聯合國難民日。大型抗議與街頭暴力，讓泰國飽受政治危機衝擊，但她看起來不怎麼擔心。她說，比較起來，我過不久要去伊拉克，那裡更稱不上安全。
用完壽司和日式燒雞晚餐後，她回到旅館，脫下高跟鞋，邊吃玉米脆片邊看電視轉播世界盃：荷蘭對西班牙。看到精彩Pitt偶爾會爆出大叫。一位友人進來問她打包家人行李的事情。她的女兒Zahara走進房間。「寶貝怎麼了？」Jolie問。母女倆臉貼著臉，Zahara說了一個秘密，講到笑出來。稍晚，Jolie學女兒一樣輕聲告訴我：「她說Mad和他女朋友在親親。」在這一刻，Jolie就是Jolie，不是人道主義者，也不是導演，也不是好萊塢巨星，她就是個母親。
2005年，當年29歲的Jolie接受浮華世界特別專訪。但10年前的Jolie不是現在坐在我眼前這位平靜、睿智自信的女人。當時她聊到性、聊到舊愛，聊到和前夫Billy Bob Thornton轟轟烈烈的歲月。現在，她談的是要怎麼讓政府正視並承認暴力受害者，如何克服免罪條例好讓強暴不再成為戰爭工具。她聽起來就像是參議員或外交官，只不過是邊喝著調酒邊說。
2014年6月，馬爾他
在下一部電影《By the Sea》拍攝中間，她打電話來，就像以往一樣多工作業。不只是因為她正在導Brad Pitt的戲（「幾個朋友問，我們是不是瘋了……要拍一部已婚夫妻經歷困難挑戰的戲……而且我還要當他的導演。」）她在片中也有演出，和法國女演員Mélanie Laurent飆戲。這是拍攝的第一天，孩子也都在現場。週末聯合國代表團會飛到馬爾他，討論如何降低「移民死於海上的事件」。
Jolie會和難民署高級專員António Guterres會面，據信António有機會角逐下一任聯合國秘書長。 周旋在這麼多事情間，她還是想要跟我聊聊Louis Zamperini，談談《永不屈服》的最後剪接，和敘利亞的難民狀況，以及ISIS和新聞記者James Foley與Steven Sotloff的殘忍謀殺。（她曾經在Michael Winterbottom的電影《無畏之心》裡，飾演被割喉的記者Daniel Pearl的遺孀Mariane Pearl）。她也想聊聊未來。還是那個問題：她認為自己在未來幾年裡，會從事政治、外交或是公職嗎？ 「我持開放態度」她說，語氣一如以往那樣敏銳、大膽且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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