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首先，「包二奶」是一種供求關係，國民收入的增加促進了人們心理需求向市場需求的轉化，而「食色性也」，性需求的市場化膨脹是產生「包二奶」現象的根源。民國之前的中國，一夫多妻是合法行為，辜鴻銘老先生曾用「茶壺茶碗理論」鼓吹一夫多妻制的合理性。當然無論什麼時代，一般的女子並不願意去做男人的小妾，要一夫多妻制能夠通行，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其一，社會貧富差距較大，富人可以用金錢補償窮人損失的自尊;其二，國家法律允許，或者對納妾行為不會給予嚴厲懲治。從古代到民國的漫長中國曆史，這兩個條件都具備，所以一夫多妻制暢行無礙。
1949之後的相當長時間，我國基本消除了婚姻生活中的重婚納妾現象。原因在於上述兩個條件都沒有了生存的土壤。大眾的收入高度平均，雖然存在一定的城鄉差距，但城市居民的生活也隻是溫飽之外略有餘存，另外個人的生活作風與政治思想掛鈎，法律與道德都是婚外情的巨大威懾力量。
經濟學理論認為，人是有著自利動機的理性人，都會努力用最小的成本去獲取最大的收益，每個階層每個群體都不例外。以經濟角度來看，法律上廢除一夫多妻制等於減少了富人可以合法購買的商品組合。當然他們也可以用不合法的手段購買婚外性消費，但面臨著諸多的交易風險，這些風險或者降低風險的開支相當於向其徵收了一種消費稅，用以補貼較為貧窮的年輕人。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這段特殊年代，這一消費稅的稅率幾乎達到無窮大。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法治建設的推進，人們的自由度越來越大，個人收入差距也逐漸拉大，法律和道德觀念對婚外性消費比起解放後50年鐵闆一塊的形勢大大鬆動，於是發生一些變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廣東、福建等地出現的「包二奶」現象就是例證，根據權威定義，「包二奶」與養情婦和納妾屬於同一含義，是指有配偶之男性通過提供物質、金錢等方式供養婚外異性，並與其非法同居的行為。
2002年底廣東組成了一個聯合調查組，專門就包「二奶」、養情婦等情況奔赴各地進行了專題調研。調查顯示，已婚者包「二奶」、養情婦有日趨嚴重的趨勢。1996年深圳市婦聯接到有關包「二奶」的投訴是69宗，1997年是96宗，1998年是200宗，一年比一年增多。根據廣州市婦聯統計，1999年投訴丈夫重婚、非法姘居、婚外性行為的案件為246宗，2000年為582宗，2001年為882宗，也呈逐年上升態勢。分析這次收集的數據資料，與經濟理論分析的結果相當一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包二奶」的男人屬於高收入群體，屬於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這是很明顯的事，高收入才擁有購買力，沒有財力作後盾的需求不是一種現實需求。改革開放初期，「包二奶」主要是一些回內地投資經商的港澳台商人，大陸人當時還缺乏經濟條件。而近幾年來，「包二奶」主體呈現多元化趨勢。除了港澳台商人外，內地的包工頭、廠長、經理、個體戶「包二奶」的現象逐年增多，甚至一些機關事業單位的幹部也加入了這一行列。伴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款們的很多需求得以滿足之後，邊際效用遞減的經濟規律必將促使一部分人將目光轉向婚外性消費。
第二，大多數「二奶」文化程度低，來自農村的貧困家庭。調查數據表明，「二奶」主要以文化程度較低的年輕外來妹為主，初中文化佔57.8%，35歲以下的佔94.6%，有些「二奶」甚至與丈夫年齡相差40歲。74.5%的被訪者認為，做「二奶」是為了能離開窮山區、留在大城市，有42%的「二奶」甚至表示願意永遠處於沒名分的地位。這清楚地表明，「二奶市場」的供求雙方處於貧富分化的兩極，經濟因素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城市女子和高學曆女子很少去做「二奶」，原因在於其經濟收入較高，依靠別人緻富的願望不太強烈。其次，有屬於自己的交際圈子，有與別人交往的需求，而「二奶」的身份名不正、言不順，是社會交際的一大障礙。
第三，大多採用秘密或者姘居方式逃避法律制裁。法律制裁「包二奶」的措施有重婚罪和治安處罰條例。重婚是犯罪行為，可依照刑法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界定重婚有兩個標準：一是有配偶的男性與婚外異性非法登記結婚;一是有配偶的男性與婚外異性公開以夫妻名義非法同居，形成事實婚姻關係。
據有關調查顯示，75.7%「包二奶」的人知道重婚是犯罪，因此大部分採用秘密或姘居方式，以逃避法律制裁，隻有16%是以夫妻名義公開同居。法律懲治「包二奶」可以視為提高「包二奶」的消費稅稅率，而規避法律風險其實就是設法降低這一稅率。
正反說：要一夫多妻制能夠通行，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其一，社會貧富差距較大，富人可以用金錢補償窮人損失的自尊;其二，國家法律允許，或者對納妾行為不會給予嚴厲懲治。從古代到民國的漫長中國曆史，這兩個條件都具備，所以一夫多妻制暢行無礙。
第一，「包二奶」的男人屬於高收入群體，屬於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
第二，大多數「二奶」文化程度低，來自農村的貧困家庭。
第三，大多採用秘密或者姘居方式逃避法律制裁。
上述觀點看似有道理，實則沒有道理。
餘文觀點歸納起來無非是說：一是社會貧富差距大成為「包二奶」的社會經濟基礎;其二是說社會法律制度缺陷是「包二奶」的政治基礎。然而，社會貧富差距雖然是經濟現象，但其實質是制度問題而非經濟問題，是分配製度的不完善導緻產生社會貧富差距加大，因此，如果是說包「二奶」問題的社會制度原因分析，應該還是有道理的。而制度問題在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
從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首先，「包二奶」是一種供求關係，國民收入的增加促進了人們心理需求向市場需求的轉化，而「食色性也」，性需求的市場化膨脹是產生「包二奶」現象的根源。
其次，「包二奶」現象是一種商品交換關係。社會市場化的結果是一切社會資源的商品化，包括人的器官的商品化。包二奶者尋求的是資金使用價值的最大化，二奶們尋求的是器官使用價值的最大化，二者交換的基礎正是兩個「最大化」的交換。
第三，「包二奶」現象是由消費傾向更新律決定的。喜新厭舊是人們的基本消費傾向，隨著消費能力的提高，人們的消費傾向是趨於更新換代的，道德的約束人們保持著「大奶」，消費慾望的驅使人們尋求「二奶」(包不起的嫖一下)。
從宏觀經濟學來說，這是一個就業問題，就不贅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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